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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怕帮不了你们多少忙,只好你们自己照顾自己了。不过,你们记住,普天之下,走到哪儿,也是好人多。”宋振庭声音里,含了一股苦涩,倒像是他做错了什么事情一般。“潘大姐,你多受苦了!”宋振庭说完这句话,一颗泪再也忍不住,悄悄地爬了出来。
宋振庭把那幅劫后余生的“南宫墨宝”带来了,张伯驹看过,认为确是真迹。能够使这样一件珍贵文物免遭厄运,张伯驹心中亦感到一阵欢欣。不知为什么,他有了一种感觉:尽管自己已经七十多岁了,可前面的路,依旧还有很长,很长。
这一晚,他们一直聊到了天亮。
十七
村子很大,足有七八百户人家。由于交通便利,离火车站只有十几里路,又有公路从村边过,直通长春,所以颇有点小集镇的味道。
张伯驹他们一到村里,便发觉这里对他们不大欢迎。而且,当慧素客气地说了一声“我们是来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来了”时,一个辈份很高的老汉一声冷哼,把烟袋锅往鞋底上一磕,冷冷地说:“教育?这里不是学堂。那伙子知识青年,把人折腾得还不够!”
他们这一批一共来了三十多人,各村的贫协代表、支部书记在公社里讨价还价地争了一天,才最后确定了每个村里应该分派的人数。张伯驹两口子岁数都大了,谁也不愿意要,推来推去,直到公社同意这个村只收留他们两个人(别的村四至六人不等),大队书记老高才算勉强应承下来。
老高叫高庆思,三十岁,大高个,红脸,说话粗声大气,一张嘴不饶人。
张伯驹的住处是高庆思安排的,因为谁也不愿意惹这份麻烦。张伯驹已经七十多了,用老乡们的话来说,是已经老得“只剩一堆渣儿了”,谁都怕他死在自己家里,沾一身的晦气。最后,是在一个五保户的偏院,给他们安排了一间小土房。大队出钱,买了几样必需的水缸、锅盆之类,就算把他们安顿下来了。
正是小麦拔节、玉米点种的季节,乡下人忙得忘早忘晚,没有喘气的工夫。他们干不了什么正经儿的活,队里便分派他们跟上一批村里的老人小孩去“踩格子”。
初开始,觉得没什么,可走了两根垄,伯驹便吃不住劲了。土很松,踩在上面走,像走在沙漠上一般,十分吃力。他咬着牙,一步一步往前挨,一直顶到了中午。回到了土房里,腿往炕上一放,周身便像散了一样,没有一处不疼了。
长这么大,这还是他第一次干田里的活。
就连年轻力壮的知识青年,村里人也不那么待见,更别说这些“残渣余孽”了。他们来村里,分明是给村里添麻烦呢。
比如说,吃水,便成了一件大事。
村里有两口井,都在南头,挑一担水,来回要走二里地。一担水七八十斤,他们怎么担得了?
慧素咬牙,不求人,夜黑人静时,一个人拿个脸盆,到井边去打水。一次端一盆回来,还累得脸发白。毕竟,她也是近六十岁的人了。
在村里,用脸盆端水,还是破天荒第一遭。慧素怕被人笑,只好天黑了才去端。—个晚上,要端五六趟。为了省水,他们连衣服也不洗。干一天活,周身脏兮兮的,两个人只能用一盆水,洗了脸再洗脚。夫妇二人以沫相濡,互相鼓励着,度着这艰难的日子,就这样,队里有人还专门和他们过不去。
他们到村的第六天,大队的副书记找到他们,让他们为大队画一幅毛主席像,要画一人高那么大。
“你们不是画家么?画几天能画完?”
“我们……不是画人物的。”慧素解释说。
“画家不会画毛主席像,这可是个态度问题。”
慧素只觉和这样的人讲不清道理。
那个副书记神气活现地在屋里走了一圈,忽然看到了墙上挂的那幅字,冷冷地说:“这时候了,你们还弄这种封资修的东西?快点儿摘下来!”
“这不是,是陈毅写的。”
“陈毅?北京那个陈毅?”副书记背着手,在那幅字上扫了一眼道:“是不是真的?我屋里还有毛主席写的字儿呢,一毛钱一张!”
他走到那幅字前,把那上面的诗念了一遍,冷冷一哼道:“嗬,自比是青松呢!有你们这样的青松么。狗尾巴草!”他抓住画轴,微微一笑,便要往下扯。
“放下!”张伯驹吼了出来。
副书记一怔,扭脸看了看张伯驹:“你让我放下我就放,我不是好没面子?知道你自己是什么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