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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为什么，他不愿同这种人打交道。一想起他，心中便有一种闷闷的感觉。

他不愿意勉强自己。

六

1956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提前完成，使得新中国的国民经济形势空前高涨。

几年的工夫，张伯驹更有了一种“新中国的主人翁”的感觉。

热爱从来离不开参与。在文化部，他干着力所能及的事情，提意见，提建议。有时，便是一些不成熟的想法，也拿到桌面上来，供具体办事的人参考。他的见解独特，从不人云亦云、旅进旅退。文化部负责文物的整理与收集、鉴定工作，这上面，张伯驹也付出大量的心血。康生的那个现代戏创作小组一直没搞起来，以后就无声无息了。借走的那几幅古画，也再没了下文。从内心深处说，他不愿意同那些爱教训人的人在一起，更不愿意听那些口是心非的夸夸其谈。康生不再找他，他也乐得少一点应酬。几件明清的古画，虽说算不了什么，可他总觉不那么对滋味。若是康生痛痛快快地开口说：“我喜欢，想要”，他不会皱一下眉头。这般以借代取，未免缺了一点儿君子的风度。

陈毅从上海调到北京来了。由于住得近了，二人之间走动更多。一天，无意之中，张伯驹把这件事说了出来。陈毅是个耿性子人，当下十分生气，回去后，便把这件事告诉了周恩来。周恩来是“西安事变”时才听说张伯驹这个人的。当时，他在张学良的官邸见到了一幅字体很怪的条幅，上面写了这样一段话：

举人不望其报，恶人不顾其怨；

官非其任不处，禄非其功不受；

见人不正，虽贵不敬；

得不为喜，去不为恨；

非其罪，虽累辱而不愧也。

周恩来很欣赏这段话，于是，张学良便把张伯驹的为人细细向周恩来讲了，并把这幅字转赠给了周恩来。以后，周恩来戎马倥偬，这幅字同许多东西一道都遗失了，可张伯驹这个名字他却记了下来。后来，他又听傅作义、何香凝、茅盾等人谈起过他，印象就更深了。此番听陈毅这么一说，周恩来想了想说：“事情虽然不大，可影响不好。康生同志也许忘了，不记得有这回事了，我们想个办法提醒他一下。”

陈毅有些不服气，说道：“他这是老毛病了，见了好东西不肯撒手，开头说得好听，借。借借就不还了。”

周恩来微微一笑道：“我让颖超和小曹谈一下，慢慢来。否则，对张先生也不好。康生同志是聪明人，一点就透的。”

邓颖超找到了曹轶欧，谈话是十分委婉的。

“小曹，听说康生同志借了几幅不错的明清山水画，不知还了没有？恩来说，想借来看看呢。他那个人，别看忙，也喜欢看画，真的，看一幅好画，也是一种不错的享受呢！”

曹轶欧一怔，马上说：“哦，那几幅画，刚刚还了。总理喜欢，我想办法再借来。”

邓颖超摇摇手：“既然还了，就不麻烦了。以后若借到什么好的字画，告诉我一下。”

当晚，康生便让人把那几幅画儿送到了张伯驹家。见了画，张伯驹好生惭愧，以为是错怪了人。对陈毅一说，陈毅听说画已经送回，心中暗觉好笑。见到总理时，便把这件事说了。大家都知道康生一向的为人，也便没再说什么，这件事就算放下了。

便是连周恩来、陈毅也没想到的是康生对这件事竟然耿耿于怀！

曹轶欧把邓大姐的话对康生一说，康生马上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张伯驹这般小气，不识时务，委实是他所没想到的。这几年，光是地方上送的古玩字画、碑帖砚墨，也有几百件呢。有些人想送，他还未必收呢！张伯驹算个什么人，国民党的遗老。解放初镇压反革命的时候，没拉他去“打靶”，已经便宜他了。如今神气活现起来，以为这天下还是国民党的，真正让人切齿。前番让他出山搞现代戏，太高抬他了，他居然不干。为几张破画，居然告到了总理那儿去，实在是太过分了！表面上，他让人把画送了回去，心底里，却牢牢地记下了这笔帐。

有帐就不怕算，等着吧！

这些，张伯驹一点儿也不知道。

虽说张伯驹婉言拒绝了参加现代戏的创作一事，但他内心里，对中国传统的京剧艺术还是极为偏爱的。1942至1943年间，高庆奎、言菊朋、余叔岩接连去世，令张伯驹极为悲悼，所以，好多年中，他不听戏，不去戏园子，怕触动伤心事。高、言、余三位同庚，均生于1890年，又几乎是同死，死时均不过五十岁出头，怎不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