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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了。会前，他亲自向北京卫戍区傅崇碧司令员部署应急方案，将警卫部队安排在主席台下，以防不测；同时，再三叮嘱陈毅同志不可轻易离他外出。根据前几次“批判会”的“经验”，他还把几个造反派头头也都“拉上”主席台，以备出事时找人对案。果然，就在大会发言时，突然从会场二楼吊下一条“打倒陈毅”的大标语！顿时，整个会场一片哗然。——这显然是事先策划好的！此时，总理尚不清楚王力“八·七”讲话的具体内容，否则，他就不会对如此不守信用的造反派们一次次“违约”行为感到震惊了。在众目睽睽之下，周恩来用逼人的目光紧盯住主席台上那几个坐立不安的造反派头头，足有几分钟不说话。随即，他愤然站起，当众退场，以示抗议；同时命令警卫人员保护陈毅离开会场。在一身正气的周恩来面前，人多势众的造反派却不敢动陈毅的一根毫毛，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离去……

在周恩来的舍身保护下，陈毅历经大大小小8次“批判会”，虽几番遇“险”，却安然无恙。可周总理却因过度紧张、劳累，引起心脏病发作，不得不几次吸氧。也就是在这些日子里，一度沉寂的炮打周恩来的标语、口号又再次出现在北京街头……

在王力“八·七”讲话煽动下，外交部造反派不顾周总理的一次次批评、警告，于8月16日砸了外交部政治部，并悍然宣布“夺取”外交部党委大权。接着，造反派又强行封闭了所有副部长办公室，姬鹏飞、乔冠华等部领导白天均被关入地下室写“检讨”，直到晚间8时才放出向造反派“汇报”……由此，整个外交工作陷于混乱，一直由毛主席、周总理掌握的外交大权“落入”造反派手中。

就在外交部“夺权”的当天，毛泽东在外地得到有关报告，于是，他对一批来访的外宾轻松地谈起这件事：最近，我们的外交部热闹了，他们要把陈毅、姬鹏飞、乔冠华打倒，那谁当外交部长、副部长呀？……对陈毅，我也不高兴他，但找到一个外交部长也难呀！所以，我主张对他“炮轰”，不“打倒”。

然而，这时的造反派已在开始行使“外交部部长”、“副部长”的“职权”：在他们的“批准”下，短短几天内，已有几十封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业务监督小组”名义签署的电报飞往各国的我外交机构，其中，还公然写上“打倒刘、邓、陈”的口号，强令我驻外使馆“贯彻执行”……

8月22日晚，被极左狂潮支配的外事口造反派以及北京一些高校红卫兵，在抗议英国政府和港英当局而举行的“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愤怒声讨英帝反华罪行”的群众示威活动中，置基本国际关系准则于脑后，竟冲击、焚烧了英国驻华代办处，制造了一起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涉外事件，给我国的国际声誉带来了难以挽回的巨大损害，成为新中国对外关系史上一个“冰点”。

4年之后，周总理在同缅甸联邦主席奈温将军的谈话中，对火烧英代办处曾作了这样的叙述：“运动发展到8月份，外交部也受了极左思潮的影响，坏分子钻进去夺了权。群众包围了英国驻华代办处，（对群众的冲、烧行为）我们事先毫无所知。等我知道时，已经来不及了，烧起来了。当时我们下命令要群众离开，那些坏人不听。一个有趣的事情是，我们广播命令时，英国代办听到了，他相信这是我们政府的意见，他就找我们解放军保护，结果他没有受伤。”

事情很明显：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之举，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极左思潮煽动下一小撮坏人所为，是与中国党和政府历来的外交政策格格不入、背道而驰的，也是对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老一辈革命家艰辛开创的新中国的外交事业的一次严重破坏。由于这一破坏行为是在外交部“夺权”后不久发生的，因此，毛泽东、周恩来后来才多次将“火烧”事件与“文化大革命”中的“极左派”和极左思潮联系在一起，每每加以痛斥、批判。

1970年12月，在开始批判陈伯达反党乱军的罪行时，毛泽东提到过这件事，指出：“1967年7月和8月两个月不行了，天下大乱了”：“外交部就闹得一塌糊涂，有一个半月失去了掌握，这个权掌握在反革命手里。”

1972年6月，在开展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揭批运动中，毛泽东又以此为例，痛斥那些“极左派”：我们的“左派”是些什么人呢？就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的那些人，今天要打倒总理，明天要打倒陈毅，后天要打倒叶剑英；（外交部）被那些“左派”夺了权，一个半月，权不在我们手里，在那些所谓“左派”的手里；这些所谓“左派”，其实就是反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