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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山郡平阳县（今山东省新泰）人。在今天，从新泰乘车去泰山，走京福高速公路，不到一个小时的路程。鲍信给新招募的士兵点名，一个叫于禁的士兵，腰板挺直，目光锋锐，声音洪亮，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一问，于禁和他是老乡，亲不亲，家乡人，他就给了于禁一个不大不小的“官”：都伯。都伯是曹操创的一个“官”，曹操在《步兵令》里说：“伍中有不进者，伍长杀之；伍长有不进者，什长杀之；什长有不进者，都伯杀之。”五人为“伍”，领头的是“伍长”；十人为“什”，领头的是“什长”；都伯，相当于后来的百夫长，是统帅百人的最下级军官。唐代诗人杨炯有诗为证：“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从一开始，于禁的“杀气”就被鲍信发现了，所以让他做可杀“什长”的都伯。可是，没等于禁开禁杀人，他的鲍老乡就因为救曹操而被黄巾军杀了。曹操高额悬赏鲍信的遗体，未找到，他就找人用木头刻了鲍信的模样，然后祭奠山寨版鲍信。

这一天，曹操正对着山寨版鲍信伤心，有人来报：泰山那里有一个叫于禁的，领来了六七十人，说是鲍烈士的部下。虽然按照曹操的《步兵令》，都伯手下都应该有一百个人，可是，因为战斗减员，都伯手下往往只有六七十人。曹操才懒得问于禁是谁呢，他说：“把这个‘于’什么，编进景兴（王朗的字）的部队里吧，他管着后勤军需，亏不了鲍将军的部下！”过了几天后，王朗来找曹操，神神秘秘地说：“主公，有一个叫于禁的兵十分了得……”曹操眼里的兵就是蚂蚁，他问：“于禁是谁？”王朗说：“这个于禁，以前在允诚（鲍信的字）手下做都伯，前几天来投奔主公……”曹操这才恍然大悟，依稀回忆起是有这么一回事儿。王朗说于禁具备大将军的才能。曹操笑了：“有这么夸张吗？我自己还不是大将军呢！”当时的大将军是袁绍。

王朗说一个都伯能做大将军，和说村支书能做国务院总理一样不靠谱，他这样说很明显有炒作的意味。《三国志》上说王朗“著易、春秋、孝经、周官传，奏议论记，咸传于世”，看来他善于搞宣传，应该精通炒作学。他要是不这样炒作于禁，曹操能注意于禁吗？为什么王朗如此热衷炒作于禁呢？红包？《魏书》上说王朗清俭自律，亲家的礼他都不接受，更不用说于禁了。再说于禁可能也拿不出钱来。“潜规则”？更不可能了。那就只能说王朗是伯乐了。《魏略》上说，王朗“常讥世俗有好施之名，而不恤穷贱”，如此看来，王朗是“恤贫贱”的，于禁当时应该是属于“贫贱”阶层的。可是，数不胜数的“贫贱”，王朗又为何唯独极力推荐于禁？应该说是王朗对于禁有惺惺相惜之感。《魏略》记载，王朗“多威仪”，王朗长有一张法官脸，相由心生，王朗应该具有法学倾向，后来他在曹丕称帝后做了御史大夫，负责全国执法和检察工作，更说明他是一个法学家了。这样的一个人，会喜欢怎样的人呢？答案是很明确的。于禁表现出下级军官中难得的法学倾向，被王郎发现了。

有王朗这样的专家推荐，没有家世背景的于禁，很容易就成为“快男”了。最起码，于禁很“快”被曹操叫去面试考察了。很多人才不是连个面试机会也得不到吗？三国“快男”于禁从此乘上了人生的“快”马，春风得意马蹄疾。

从原始股到绩优股———

兖州的曹军，议论纷纷，说一个叫于禁的小子，泰山奶奶保佑他，被曹操一下子提拔成了军司马。军司马，千石秩的官，和县令同级，可以配公车，带仪仗。曹操一见于禁，就让他做了军司马，当时，夏侯渊是和曹仁是别部司马，于禁与二人成了同级干部。三国“快男”于禁提拔得真“快”啊！

军司马带的仪仗是斧，象征惩戒之权。很明显，同样具有法家思想的曹操一眼看中的是于禁的法治才能。这时的曹操，事业刚刚起步，谁加入他的队伍，谁就是原始股。于禁幸运地成为曹操手里的一只原始股。原始股往往是潜力股。于禁也真得像曹操在205年为他写的请功书里写的那样“当敌制决，靡（无）有遗失”。对陶谦：他攻下广戚（今江苏省沛县城东一带）；对吕布：他在濮阳城南打败吕布二营人马，不久又独自率部在须昌战胜高雅，最后又在下邳见证了吕布的被擒，又和曹仁、史涣攻打支援吕布的眭固，斩了眭固；对袁术：他包围袁术集团的骨干桥蕤，斩了其麾下四将；对张绣：他先后从征到宛和穰县（河南省邓州市）立下赫赫战功；对黄巾军：他更是一点都不含糊，有一次曹操的大营在汝南遭到刘辟、黄邵等黄巾军的偷袭，他率军全歼来敌，斩了黄邵等人，尽降其众；对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