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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邵九公在内，十个队正无一例外都抱反对意见。为此，周士相和宋襄公做了不少工作，将心比心的话说了不少；又说了高额抚恤金对于死者亲人和活着的士兵有什么好处，费了不少口水，又讲了一通“道理”，总算是将对此不满的队正们给说服了。

抚恤金按名册发放后，果然不出周士相所料，当那些阵亡者家属知道自己可以得到50两的抚恤后，因男人之死而对太平营产生怨恨的她们立时就息了怨气，心中的不满也随之冲淡。

宋襄公又刻意让人散布什么太平营仁义，要是你家男人是被其他军队抓去拉夫子，别说是抚恤金了，你就连尸体都看不到，现在人家不仅把你家男人尸体带回来，还给了这么大笔银子，你要是再有不满的话，那就是不知好歹之类的话。

双管齐下下，很快，营中就听不到阵亡士兵的亲人说太平营的坏话，取而代之的是伤心仍就伤心，但伤心的同时却是对太平营的仁义之举赞不绝口。

阵亡士兵亲属如此，那些活着士兵的亲人更是没有话说，他们家的男人同样收到了太平营发给的赏赐，不过不是金银，而是布料和白面，以及一些肉类，甚至还有酒。

这些都是额外的赏赐，并不影响她们继续从公库领取额定的食物，她们可以将用不着或吃不掉的东西拿去与他人交换需要的东西，甚至还可以拿去卖给没有参加太平营的百姓从而能够得到一些银子，而这些银子太平营不会没收，这使得士兵和老弱妇孺对太平营的亲近感大为提高，形成了周士相所期盼的凝取力。

伤员回到罗定后得到了医治，虽然治疗手段很落后，伤残者难免，但大半伤员还是能够康复，残疾者也没有如同路上所担心的那样被太平营遗弃，而是允诺他们在伤好之后可以在后营中担任一些非体力活的职务，从而可以这些职务中领取一定的奖励，待遇等同伍长。

三个阵亡的伍长一个是土匪出身，还有两个是和胡全一样也是李成栋部卒，三人都没有亲人在身边，故而这笔抚恤金暂时记在帐上，日后若是能够找到他们的家属，便将钱交给他们。

在确定抚恤金时，一个问题摆在了周士相的面前，这个问题就是士兵和军官在营中的待遇如何落实。

等级制度是万恶的，但却又是必须的，没有等级制度的存在，就无法明确各种条文，也没法给最底层的士兵一条向上的通道。抚恤金就是这个等级制度中一个很现实也迫切的问题。

周士相将这个问题和宋襄公初步达成共识后，便召十名队正军议。

军议上，十名队正一致认同需要明确营中上下尊卑制度，并给不同层次的人员不同的待遇，邵九公甚至说可以直接照搬绿营的那一套，也立些标协营汛，这样各级军官一目了然，省心又省时。

周士相当然不会搬绿营的军制，在琢磨后，他决定以明军的卫所军制套用到太平营身上，以此来明确太平营的等级制度，以便日后指挥通畅和赏罚、待遇、抚恤等方面的问题可以得到解决。

明军卫所的军制是小旗、总旗、百户、千户、指挥使的制度，结合太平营的现状，周士相以各伍伍长为小旗官，以各队队正为总旗官，然后结合实际指挥中出现的问题，又临时设百户一职。

这个百户并非常设，而是在战时设立，性质如同之前的前营统制官，也就是说一旦太平营与清军作战，在周士相之外就可以设一名百户统带五个总旗进行作战。百户人选并不固定，只在战前军议确定人选。

出于维持太平营军纪考虑，周士相决定设立镇抚官，这个镇抚暂时由宋襄公兼任，等到日后有了合适人选再做更改。

太平营的战兵虽然没有千人，可全营总人数却有近三千人，所以宋襄公提议周士相自任千户官，并说日后若是太平营人多了，大家的职务也同时上调，众人对此当然没有意见。

卫所制是明朝的正规军制，周士相想让自己这个千户合法就必须取得永历朝廷的认可，不然，他的做法就属于私自授官，问题是他不知道如何才能获得永历朝廷的认可。宋襄公对他说，这个问题也不难，不是已经派人往高州报捷了嘛，等高州派人来和他们提一下就是，左右罗定参将已给了太平营，难道一个参将还不能授一个千户？

周士相深以为然，小旗、总旗、百户这些说白了和后世军队中的少尉、中尉、上尉差不多，而参将、守备、都司这些才是实际职务，如同师长、旅长、团长一般。胡全已经死了，罗定参将肯定会落在自己头上，以参将之尊要永历朝廷一个实授千户应该不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