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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振宁不是个爱拈花惹草的男人，从相识起，我们只是在瑞典去看过表演逛一下商店等。回国后，大家在一个城市，吃过几次饭，钓过两次鱼，都是很正式很有距离感的接触，诸如眼下时髦的桑拿、高尔夫什么的，从未和他一起玩过。一年多前，他被保送去美国进修，我就和他失去了联系，也不知他何时回的国……

派出所的所长亲自出马，他临行前还打电话给市局技术科以及医院。当我们到达陈振宁所住的楼房门口，不仅两个穿制服的公安挎着照相机在等着，还有一辆医院的急救车。

我心里暗想，如果陈振宁想开个大玩笑的话，我们推门进去时，正看见他活蹦乱跳地看电视或吃东西什么的，这帮公安非得把我宰了不可。

如此兴师动众，我心里十分矛盾，一方面希望这场自杀是一出黑色幽默剧，另一方面又希望陈振宁做的事是深思熟虑后的理智行为。否则，我无法向身后的这几个身穿制服满脸严肃的执法人员交代。

虽然我没干过大的坏事，但只要看见象征国家机器的制服，我总有心虚的感觉。平时，即使看见保安，我也内心有发怵的感觉。

信箱里的房门钥匙在，沉甸甸的。一切看来，可能是真的。

推开房门，景象怵目惊心。正对门的大厅沙发上，陈振宁坐着，头歪在沙发靠背上，血流了许多。沙发上，罩了四五条雪白的浴巾，他身上特意穿着的是深蓝色的棉睡衣，因此很便于他人为他收拾后事——血，全部被吸到棉质地的布巾上去了，没有一滴溅脏沙发和墙纸。

他是吞枪自尽，用一把小口径的训练枪，威力不太大。但如果把它插进嘴里扣那么一下，施瓦辛格也会一命归西。

在陈振宁歪倚的头后面，有一个很大的铁制盘子，闪闪发光，使得他苍白的脸像是西方宗教油画带光环的圣人那样，具有某种殉难的意味。

技术科的公安劈劈啪啪地照相，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大概是司空见惯浑闲事。

我扯住一个手里拿着皮尺到处量的公安，请教他为什么陈振宁的头后面会放置那个铁盘。

出乎意料，这公安一点也不烦，很详细地向我解释。“这是典型的自杀，铁盘是用来挡子弹，防止子弹从脑后穿出嵌在墙上或沙发背上，枪口由于很靠上，直接射向上颅部，所以子弹仍留在颅内……这小伙子活着的时候一定很细心，死前什么都想到了。瞧，只要把铁盘子拿下，用浴巾把他一裹，收拾一分钟这屋里就恢复原状，什么也没有损毁，而且没有任何血渍或飞迸的脑浆需要擦拭和清除……绝对是自杀……处心积虑的自杀。”

人世间有那么多的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谜底。陈振宁死了，谜底永远费人猜疑。死后核查，他没有任何经济问题，没有任何感情问题，没有任何身体问题（诸如身患什么绝症之类），总之他没有任何问题——在常人眼里看，这王八蛋太幸福不过了，他应该天天精力充沛地活蹦乱跳下去。

但就是这样的人，却一声不响地死了，自杀了，干干净净体体面面地向左右周围的人说声“再见，对不起”，然后就走人了。

除了自杀的原因之外，他把一切后事交代得清清楚楚，房厅里的电视柜上放着十几个整齐干净的没有糊上口的信封（他知道，即使他糊上信封，公安局的人也会拆开从中寻找死因），是给他妻子女儿以及父母、同事和上司的，没有任何诀别煽情的话语，都是冷静地交代后事（包括一切他死后应处理的琐碎细节，诸如还某人一本书，等等）。

33。香港不夜城（6）

我在事后，绝没有像个娘们儿一样刨根寻底地去向他的亲属或周围的同事打听他为什么要自杀，也没有假装一脸戚容去安慰死者的妻女。

我已尽到了一个朋友应尽的责任，干净、利落地处理了他的尸体——陈振宁应该在心中很看得起我，把这么一件挺重要的事委托我，说明他很会判断人。

陈振宁之死对我唯一的影响，就是让我在一个月内性格变得有些沉默，更多地在夜里大睁眼睛想事情。

年轻时，有某个你熟识的人死了，会使你在一阵时间里变成个哲学家，忽然之间对生死这样的大问题会进一步思考一下。

当然，这世界缺了谁都照样转下去。陈振宁吗，很快就会被我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