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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地下党组织。徐告诉我说，刘国定认识其负责人，我很希望刘国定到昆明帮我破案。正在这时，毛人凤打了一个长途电话给我，说徐远举和周养浩两人一开始合作就闹矛盾，希望我有空去重庆劝说他们，要以工作为重，不能为个人小事而影响工作。我便于第二天由昆明飞往重庆。

我虽然是奉命来调解他们之间的纠纷，但更重要的是希望把刘国定带到昆明去破坏云南地下党组织。所以我当天晚上找周养浩谈话，希望他和徐远举以大局为重通力合作。第二天便同周一道去徐远举的办公室，要他把刘国定找来，我想当面问问云南地下党的情况。这个叛徒穿着崭新的军服、佩着中校衔的肩章，看到我们3人坐在一起，便脱下军帽先向我们鞠躬。徐向他介绍了我之后，我便让他坐下。徐远举从茶几上拿一支香烟朝他扔过去，他很熟练地接着，但不敢抽，我又把打火机递给他，他赶忙从口袋中掏出火柴，连说：“有火！有火！”那一副奴才相看了使人发笑。

他给我的印象很坏。他对云南地下党组织在什么地方并不知道，只认识一两个负责人。说要到昆明街上去碰碰运气，看看能否抓得到。这种海底捞针的办法，我不感兴趣，所以我们只谈了一会，我向徐一使眼色，徐就说了一声：“你可以走了！”刘国定又站起来向我们3个人各一鞠躬，才走。

徐远举前天晚上接到我的长途电话，知道是为他和周养浩的事要来重庆，所以刘国定一走，徐便吩咐卫士把门关好，暂不见客，以便我们3人好好谈谈。

我本打算让他们两人把一切误会都摆在桌面上来谈，我好向毛人凤去复命，没想到这些人都是阴一套阳一套，真正到了应当摆出来的时候，嘴上却一个劲地敷衍着。徐看不起周是凭江山人的关系爬上来的，而周则自命是上海名牌大学毕业，看不起别人。谈了半天，都不着边际。最后，我不得不说出是毛人凤得到各方面的报告之后，才决定要我来调停的，周养浩算是比较痛快，也只是说《挺进报》事件，完全是徐远举一手包办，他问都不能问。徐本来是急性子，但当着我的面不好吵，只说因为从去年开始他就一直亲自在抓，很多事只是收尾，所以没能仔细和周详谈，以后有时间，一定让周把全案的过程看一遍，有不够的地方再补充。周也同意。就这样，他们算是把误会解开，我也算完成了任务。

徐远举少年得志，相当骄傲。自破坏了重庆地下党后，受到蒋介石、毛人凤、朱绍良等人的嘉奖，更加不可一世。有一次，四川一军阀请他吃饭，他刚一坐下，客人还没到齐，便先到桌上吃冷菜，一个10来岁的小孩看不过去，说了一句：“客人还没到齐，你怎么先吃起来？”他一听，火冒三丈，便用力把桌子一掀，一桌的酒菜全部掀到地上。他帽子一拿，气冲冲地跳上车，主人赶来向他道歉，他头也不抬，便开车走了。这件事当时在重庆传为笑谈，他自己还很得意。我为此事曾劝过他，切不可这样粗鲁，会得罪人。他虽然表面上接受，但停了一会又补上一句：“这种人得罪也是这样，不得罪也是这样，如果我们无权无势，他们怎么也不会请我们吃饭的。许多人说这种人是‘水精猴子’一点也不错，你和他们往来也得小心点。”

第四章　我所知道的徐远举（5）

保密局西南特区成立后，一直是有名无实，因为黔滇两省站长他指挥不动，我曾接到毛人凤用化名写的通知，说西南特区成立后，为了更好地对付西南地区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必须在特区统一领导下，共同行动……我接到这一通知后，马上致电徐远举，除向他祝贺外，还表示今后一定听从他的指挥调度；但贵州站长陈世贤，当时兼任贵阳警备司令，这个黄埔二期毕业的老大哥，过去在洪公祠特训班讲过课，是徐远举的老师，接到毛人凤的通知后，根本不予理会，从不与特区打交道。徐远举也不曾用特区区长的名义给我和陈世贤发过文件。徐远举常到昆明，也没有问过云南站的事。周养浩却一直不愿屈居徐远举的副手，经常与徐顶撞。毛人凤听周养浩妻子的话，又在重庆成立了一个保密局西南督察室，以周养浩为主任。按照军统一贯的做法，督察室不但与西南特区是平行单位，而且可以对西南特区和各省站实行监督考察。但谁也不理这回事，其实是徒有其名。

策划应变

1949年3月10日，毛人凤到重庆，召集西南和西北几个省的省站与一些公开单位的负责人，举行三·一七大会。过去军统局时期，是开四一大会，以纪念1932年4月1日特务处成立。但自军统头子戴笠于1946年3月17日飞机失事摔死后，军统便将四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