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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亲，唯德是辅”，恐怕也不尽然。拿项羽和刘邦的楚、汉相争为例，英雄豪杰败亡而流氓无赖起家，对这样的历史，我们能说什么呢？只有以沉默来表示惶惑与愤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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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生能否成帝王（1）

据说，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南方出文人，北方出皇帝。

屈原欲做忠臣而不得，欲做隐士而不能，不知天道与人道并不完全同一，在人间便感无路可走，所以最后怀沙自沉。

确实，自屈原以来，诗人、文学家、画家多出在江南，江南才子是天下闻名的。其实，不仅古代如此，就是现代，大作家也多出在南方，现代文学史上的鲁（鲁迅）、郭（郭沫若）、茅（茅盾）、巴（巴金）、老（老舍）、曹（曹禺）六大家及数小家，绝大部分也出在南方。

至于封建皇帝，则更为有趣，似乎全部出在北方。从秦始皇算起，汉高祖刘邦是沛县丰邑人，今属江苏省沛县；东汉的开国皇帝刘秀，是南阳蔡阳人，今属湖北枣阳县境，虽地处南北交界之处，在人们的观念上还应算作北方；宋太祖赵匡胤出生于河南洛阳的一个军官家庭；元朝的成吉思汗及元世祖忽必烈就不必赘述了；明太祖朱元璋是濠州钟离县人，今属安徽省凤阳县，也应算作是北方人；至于中国封建时代的最后一个王朝清朝，同元朝一样，其统治者都是来自遥远的北方。

上述皇帝是中国主要朝代的开国皇帝，至于其他战乱时期而产生的走马灯般的帝王，或是直接出自北方，或是祖上几代也是北方，总之，绝大多数是北方人，而且其祖居之地还较为集中，大多沿运河两岸分布。

这真是风水不同，地殊人异吗？其实，这要看怎么讲。如果把风水看作是封建迷信的东西，当然与风水无关；但若从广义上理解风水，把风水看作一种人文地理方面的东西，甚至有一些地缘政治的色彩，那就与风水有关。在中国古代社会，北方开发较早，文化也较为早熟，社会制度、宗法观念相对于南方来讲较为严密、发达和成熟，在大多数时间里，北方不仅是政治、文化的中心，还是经济的中心，又兼北方人勇武善战，因而，改朝换代之举一般都发生在北方，北方由此而多出皇帝。相反，南方不论是社会统治、宗法统治、思想统治均比北方要相对为弱，因此，人们的思想观念就较为解放和活跃，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容易造就大作家，容易促生大作品。

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方面。孔子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别看只有这八个字，其中包含的深奥道理却是万古不易的。孔子这句话从表面上来看，意思是说仁厚的人喜欢高山峻岭，智慧的人喜欢河流溪水，而实际上却道出了两种智慧类型。一种是仁者，一种是智者。仁者的智慧如同崇山峻岭一样厚重不移，而智者的智慧却如河流溪水一般变动不居，由此反推，即可看出，河流湖泊众多的地方是造就智者的地理环境，而崇山峻岭及平原草漠众多的地方是造就仁者的地理环境，即使是现代科学也不否认地理环境对人的性格、智能的影响。

仁者多倾向于搞政治，智者多倾向于搞文学艺术。看来，南方出文人，北方出皇帝，不仅有其社会方面的必然性，还有地理方面的必然性。

仁者与智者，只是两种智慧类型，绝无高下之分；文人与帝王，也是两种不同的社会角色，就其作用来讲，实际上亦无高下之分，只是人们极易看到帝王身享荣华富贵、手操生杀大权，而看不到学者文人是无冕之王，是社会精神的主宰罢了。不过，必须看到的是，学者书生或是文人雅士是与帝王格格不入的，文人书生也绝对做不了开国皇帝，其原因如下：

第一，文人书生所学的圣贤之道是为了治国，决非为了开国，圣贤之道教人修身养性，决不教人造反。

第二，文人书生所代表的道德理想永远走在社会现实的前面，只能永远站在现实的前面去召唤、叹惋、慨叹身后的社会现实，而不会去首倡造反，去在白骨堆上建起新的王朝宫殿。

第三，书生文人长于书斋，两耳尽是圣贤的教诲，缺乏社会锻炼，故缺少开国帝王所必备的野心、势利、诡诈、机变、老辣、无赖、无耻、狠毒乃至丧尽天良等性格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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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生能否成帝王（2）

第四，中国历来就是一个学者与帝王分离、文人与官吏分离的国度。学者文人别说做皇帝，就是做了官吏，也往往丧失了文人学者的品格，只剩下了官格，以学者文人为代表的理想道德即行告退，为官之道往往压倒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