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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发展创造了一个较为平稳、宽松的环境。

郑观应到轮船招商局两年，局内的业务平稳上升，原先濒死的招商局看起来又有了生机和活力。而在这两年中，郑观应并没有什么大的实权，李鸿章似乎是要考察他的工作能力，没有给他什么实际的官职。两年后，李鸿章正式任命郑观应为轮船招商局的总办，没想到郑观应却一口回绝了。

郑观应拒绝接受任命的表面原因，是因他管理经营的上海机器织布局破产，已无心气再接受大的委任。而真正的原因在于，他在招商局呆了两年，将招商局内部的各种关系看得很透，官督商办说起来好听，商方负责赢利，官方负责监督，可实际上官方控制很严，商人发展很难。他在一封给唐廷枢的信里道出了自己的心声：招商局虽说是官督商办，可各个总办、会办、帮办都是由北洋大臣任命的。虽然如今李公任北洋大臣，器重我，支持我的工作，可李公总不会永远担任北洋大臣，掌握实权。我恐怕将来招商局有了起色的时候，北洋大臣已经是张公、王公、赵公了，他们可不会像李公那样信任我们，听了别人的谗言，很容易不问是非就轻易把我们扒拉到一边了，那我们这么多年不是白干了吗？再说像我们这种人，每天只知道干活，说话办事也不懂避嫌，又不会干溜须拍马的行当，一旦有个好歹，连个援助的人都没有啊！

就在郑观应犹豫着干不干的时候，盛宣怀回来了。盛宣怀回来的直接原因是徐润在上海金融倒账风潮中破了产，盛宣怀受李鸿章指派来招商局查处整顿。查处完毕，盛宣怀调任天津海关道，但没有放手轮船招商局。他坚持“非商办不能谋其利，非官督不能防其弊”的新认识，坚持自己的官督商办。盛宣怀的官督商办与以前不同的是设了由他自己担任的官方的督办，取消了以前商方的总办，几个会办也都带有官的性质，看起来更像是官督官办。幸好盛宣怀本人有钱，有强烈的商人倾向，对上述的缺陷起了一定的弥补作用。

既任督办，盛宣怀决心“借鉴补救前人的错误，逐渐恢复招商局的宏图”。

第一是清理账目。以前招商局账目不清，无法考核。盛宣怀命令把前后账目划清归类，并且实行账目公开，不论过多少年之后，每笔账目多了还是少了，多了因为什么原因，少了花到哪里都能一目了然。

第二是赎回典卖给旗昌洋行的招商局船产。中法战争爆发后，为保住招商局，盛宣怀把船产卖给了美国旗昌洋行。卖出去容易，赎回来难。出卖船产时，契约上只写明了卖出的条款，忘了提买回的事，旗昌洋行趁机想把船产据为己有。盛宣怀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迫使旗昌洋行同意招商局以原价把船产收回。招商局刚刚复兴，万事都需银两，盛宣怀决定向汇丰银行借款30万镑。汇丰提出了很多苛刻条件，盛宣怀在大的方面据理力争，不至关紧要的方面都表示接受。他之所以如此是对招商局的发展充满信心，后来的结果也证明盛宣怀是正确的，招商局的经营发展良好，汇丰的苛刻条件大都没有实现。

轮船招商局（3）

另外，盛宣怀高喊“官督商办”的口号，也并非只是为了强调自己这个督办的权利。在当时的条件下，官方确切地说就是李鸿章的参与，给轮船招商局带来了许多实惠和优惠，没有这些关照，招商局根本就不能存在这么久，并且断断续续一直在发展。李鸿章也说：“每当此局危急的时刻，都是官方出面维持，或是投入资金，或是减免关税，才使得招商局日见起色。”

招商局最大的客户就是国家，为国家运输漕粮是招商局的重要任务。可是每次运输米粮到湖北，回来的时候总是空船而归，按照规定，空船过各关口的时候和满载的船收税是一样的。李鸿章下令，在他所管辖的北洋范围内的三个关口，招商局的空船免去二成的关税。尽管免去二成，空船而归还是不合算，李鸿章又网开一面，规定湖北运往外地的茶叶，如果是搭载招商局的轮船，每百斤茶叶只交六钱银子的出口税就行了，如果再进口则不必交税。这项优惠只适用于轮船招商局的船只，其他船只不可享受。在中法战争期间，外国公司为了挤垮轮船招商局，一起压低船运费用，他们所开的低价实际上是赔本的。李鸿章允许招商局在为国家运输漕粮的时候，可以把价格略微抬高，比外国公司高一点，以保证不亏本。轮船招商局从建立至此时，亏欠官债和洋债加起来将近二百万两。如今虽然经济好转，但官债洋债一起归还还是有困难的，于是官债可以先不还，先还洋债，以免多交利息。至于官债嘛，都是一家人就把利息免了吧，等洋债还完了再说……所有这些优惠在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