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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会引起大规模战争;二怕钱桂仁部的其他将领反对投降。钱桂仁的副将骆国忠、董正勤、钱寿仁都是安徽人,与李鸿章是同乡。淮军出征前,三人就向李鸿章表示愿献城归降。李鸿章与钱桂仁商定,于十二月初一日起事。不料情况有变,迟迟不露面的忠王李秀成突然在十一月一日返回苏州。钱桂仁心中有鬼,以为事机泄露,以汇报军情为由跑到苏州找李秀成去了。骆国忠害怕钱桂仁向忠王请赏邀功,将他们出卖,决定提前动手。十一月十六日,骆国忠在中军营安排戏剧,召集诸将看戏。戏演到一半时,早有准备的安徽籍士兵把反对投降的将领全部杀死。常熟城内的大部分太平军官兵都不愿投降。骆国忠整整杀戮了一夜。第二天太阳升起时,常熟城内血流成河。活着的兵将则忙着理发,将前额留的头发剃掉。李鸿章一卒未伤,又白赚了十个营的兵力,同时稳固了上海的安全。
招降纳叛(2)
李鸿章连续几次纳降成功,凭借的不仅仅是运气。上海道台吴煦也经常花费重金诱降太平军,结果却总是一厢情愿,花钱还受骗,人财两空。李鸿章的诱降策略之所以屡屡奏效,主要出于以下几个因素:首先,李鸿章注意拉拢太平天国中的安徽籍将领,以乡情博得其信任,归顺淮军如同回到故乡;其次,李鸿章本着务实的态度,不单纯进行口头允诺,而以强大的军事实力为后盾,让对方看到斗争下去毫无取胜希望;第三,李鸿章最狡猾的地方是不像吴煦那样先赏以重金。事成之前,李鸿章决不轻易给钱,事成后论功行赏,加官进爵,决不食言。
除招降纳叛外,李鸿章还专捡别人不要的“人渣”。提拔重用程学启便是一例。程学启本是太平天国将领,与湘军作战时落败投降了曾国藩。曾国藩一贯主张“血诚”之心,认为降将难当重任;加之程学启全无文化根基,甚至斗大的字也不识几个,不符合曾国藩选用儒将的标准,因此一直得不到重用。曾国藩对他甚至没有起码的信任,前线作战给他送军粮时将吊桥放下,运完粮草后赶紧收起吊桥,如同对待敌人一般。程学启憋着气要为曾国藩立得军功,曾国藩对外却再三表示程学启随时会反叛,后悔当初没有斩草除根。李鸿章却看上了这个既为降将又属文盲的粗鲁人。组建淮军时,李鸿章几次向程学启游说,希望他能跟随自己赶赴上海。程学启不愿落得变来变去的名声,屡次拒绝李鸿章。可李鸿章对“舌头勤打滚”的游说工夫极为擅长,他一方面提及程学启在湘军中的尴尬处境;一方面展望其在未来淮军中的光明前景;还不惜声泪俱下地动之以情,说湘军是湘人的军队,湘军将领得势后湖南人鸡犬升天,自己同程一样均为客籍,客籍之人永无出头之日!程学启终于被李鸿章说动,当面表示:“宁当鸡头,不做牛尾。上海固然是死地,但在湘军中苟且偷生,大丈夫还不如一死了之!”李鸿章大喜过望:“你程学启去了,上海就不是死地了!”
程学启果然没有辜负李鸿章的期望,至上海后几乎指挥了所有的硬仗,且每战必捷,一时被上海人赞誉为“常胜将军”。从不轻易夸赞他人的郭嵩焘也忍不住称道程学启为人中俊杰。淮军上海首战中,太平军潮水般将淮军团团包围,逐渐收缩包围区。初临战阵的淮军哪见过如此阵势,一时不知如何应对。程学启弹药用尽后,突然发出响雷般的怒吼,身先士卒用石头砖块投掷敌人。太平军虽久经沙场,却也未曾见过如此勇将。淮军士气大长,一鼓作气打退了太平军的进攻。曾国藩听说上海大捷的战报后,后悔不迭,懊恼地抱怨道:“我手下的将领怎么就没有一个能比得上他呢!”他仗着对李鸿章多年的知遇之恩向其索还程学启,这时的李鸿章羽翼日丰,打着痞子腔回道:“这是老师对我的恩赐,感谢老师专门为国家储备了这样好的人才!既然老师将其馈赠于我,就恕我不能完璧归赵喽!”程学启到上海后很快坐定李鸿章之下的淮军第二把交椅,成为淮军中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猛将,好不得意!可惜好运不长,上海果真成为他笑谈中的“死地”。两年后,正当李鸿章在上海立稳脚跟时,程学启在战争中受伤患破伤风不治而亡。死讯传来,李鸿章心痛不已,对众将言道:“吾左臂断矣!”同时致信恩师曾国藩,写道:“您把百年难求的将才恩赐于我,我真的无法完璧归赵了!”
李鸿章的另两位爱将刘铭传和刘秉璋,也是痞子气很足的人物。刘铭传最初成名即缘于其十八岁时意气用事杀了本族家长。李鸿章从心底里喜欢他们的这股痞子气。他给他们官做,给他们钱花,给他们名誉和地位,同时对他们处处回护。迈入官场后,这些人还是匪气不消,经常做出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