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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到了住宿的房间，我们匆匆忙忙铺开被子，然后齐聚在楼下，渴望在街上有成群结队的姑娘走过，可依然像来时一样清静。

下车后，连长明确并强调了纪律和要求，不准随意上街，不准打人骂人，不准强买强卖，不准。。。。。。一下子宣布了那么多的不准，难道要把我们困在这座木楼里不成？划地为牢的日子都呆了一年了，那是没得选择，这都回到后方了，还要划楼为牢？

不过想想也有道理，我们还都是荷枪实弹的，万一哪个小子的行为过激惹事生非了，那闯的祸就是把天捅了个窟窿。连带责任追究下来，谁都没有好果子吃。

吃完中饭还没喘上一口气，通讯员冯国兵就吹响了口哨，要求带上战斗装具和所有个人物资到楼下集合，我很纳闷，刚刚安顿下来，这是为什么？无意中听到是点验子弹和手雷，我迅速将手雷和从枪里退出的十五发子弹藏到瓦沟里，当然也看到其他战友在藏匿同样的东西，只是大家都心照不宣，然后迅速加入到集合的队伍里。所有的物品都打开平放在地上，在干部的监督下一一清点，不知道的，子弹和手雷，以及掏净了TNT的地雷都被统统收缴了。

点验的成果，是我们换得了外出的自由。

冯国兵去营部取信，我忙不迭的跟了去。没我的信，我有些失望，就在信封上撕邮票。听说集邮也能累积知识，刚开始集，战争就让我中止了。我想从现在开始，还有被迫中止的素描，稳定下来后，是可以重新开始的。

冯国兵递给我一个大纸包，我以为他拿错了，又分明写的是“王辉同志收”，寄出地址是一行醒目的红体字“贵州青年杂志社”。我一看更迷糊了，杂志社怎么给我寄东西？寄的什么？急忙撕开，原来是《青年时代》第四期，“哇！投中了！发表了！”我欢呼着跳了起来，血液沸腾了起来，全身的血液直往脸上涌，通红燥热，激动得都有些不知所措了。

文章刊登在第36页，标题叫《心灵的邮路》，这是我在32号阵地上完成的，讲的就是我和喻红的故事。她曾给了我那么多的快乐，不管我们以后是朋友还是陌路，我都应该为她唱出这首心中的赞歌。

一个士兵的战地日记（119） 八六年五月八日，阴。

进入盘龙十多天了，当初安全撤离的兴奋早已被没完没了的教育和集中学习冲涮得荡然无存。不逢集的时候，从楼下的街道上望出去，能看到正在水田里忙碌的人影，街道只在逢集的日子里喧嚣半天后，然后恢复到像来时一样的沉静。

盘龙镇和古木镇不一样，古木要比盘龙繁华许多，那里虽是少数民族居住区，但那里盛产田七，又是大镇，三天一逢集的市场上是人山人海。盘龙则是六天一逢集，人流和商品都要逊色许多，古木的市场上除当地农产品外，还有大量的工业制成品；而盘龙只有当地的农产品赶集。

今天不逢集，是我们为牺牲的烈士们举行追悼会的日子。

昨晚九点，尖利的口哨又像电流一样击打着我的神经。这些天里，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暗涌着一股难以名状的浮燥。细究起来，其实就是这讨嫌的口哨声，它一吹响，我们就得集中起来接受教育，就得集中起来学习，然后又是集中讨论教育和学习心得，讨论完了还得把心得写下来贴到墙上，供大家共同学习。但这次的口哨不是学习，是点名，我想又该有人倒霉了。

连队撤下来后，各种各样的不良现象十分明显，但又不是违纪。新兵不在一味认为自己是新兵而对老兵恭敬有加，战士对干部也同样如此，因为大家都有了同样的资格作战。咱们牛B的资本一样，多当一二年兵那算个狗屁？如此一来，老兵和干部们享受惯了的尊敬不再享有，干部训班长，班长训战士，战士则反过来顶撞班长，甚至是干部，阵地上的相互关受和友谊不见了。日复一日的学习和教育也收效甚微。但连队领导对这一切都能容忍，唯一不能容忍的就是人员不在位，因我们还担负着兰州军区预备队的任务。

我慢慢穿好衣服，我已经睡了，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我变得特别嗜睡，除了集体活动，我好像都在睡觉，一天到晚头浑脑胀，四肢酸软。睡又睡不踏实，总是做着各种各样奇怪的梦。班长一开始以为我病了，我说没病，他竟认为我有思想包袱，我不知道我为何如此无力而又嗜睡。一切都变了，变得熟悉而又陌生。指导员点完名，竟然没有人缺位，我有些遗憾，遗憾没有出现我所期望的倒霉蛋。然后，指导员宣布了今天上午开追悼会，并强调了注意事项。

上午九点，追悼会在一个学校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