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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其中有一门学科叫政治经济学，为什么叫政治经济学，而不是叫经济政治学，这就很说明问题。所以我也认为，就受贿者和行贿者而言，受贿者是强者，行贿者是弱势的，无奈的，被逼出来的。如果说行贿者是可恶的，那么受贿者就是可恨的，做为当权者，更应该消灭的是受贿者。”

说到这里，大厅里响起了掌声。

可徐浩东却一脸的严肃。

“各位，你们的掌声不合时宜，至少不够严谨。俗话说得好，一个巴掌拍不响，正如鸡与蛋互为共生一样，骗子与受骗者互为共生一样，受贿者和行贿者也是互为共生的，这是唯物辩证法，是已被历史证明了的真理，你们反对不了。我是当权者，我要反思，你们是企业者，你们也要反思，只有这样社会才能发展进步。”

“现在，我谈谈一个词，原罪。原罪一词来自基督教的传说，它是指人类生而俱来的、洗脱不掉的罪行。圣经中讲：人有两种罪，原罪与本罪，原罪是始祖犯罪所遗留的罪性与恶根，本罪是各人生所犯的罪。回顾世界各国的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转轨不息、原罪不止，伴之而生的在经济、法律和道德上的争论也是不绝于耳。”

“那么，我们如何认识我国民营企业家的原罪呢？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我国的渐进式改革，也是一个诱致性制度变迁的过程。根据某教授的分析，由于制度选择集合的改变造成制度非均衡，制度非均衡又引发获利机会，个人或一群人在响应该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从而完成对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这个过程就是诱致性制度变迁。它的动力学机制取决于个别创新者的预期收益和费用，并且在正式的诱致性制度变迁中还伴有外部性和搭便车的问题。”

“具体到我国的改革，由于改革初期计划经济体制已经无法适应生产力的发展需要，政府便提出了改革、开放、搞活的战略方针，而这种政策的变动则相当于扩大了制度的选择集合，由此导致制度非均衡下的获利机会，改革便在距离权力中心较远、创新风险较低的农村地区率先发起。改革初期，个别创新者由于突破了当时的政策界限，不得不付出巨大的成本。但由于制度变迁的外部性和搭便车的存在，使他们的创新报酬少于作为整体的社会报酬，因此这种突破政策底线的原罪。其实，原罪并不一定是罪，即使是罪，也应该得到至少是道德上的救赎。”

“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获得机会已从一般商品市场转移到要素市场和资本市场，比如炒房团、炒煤团以及资本型富豪的崛起就是例证。但好的市场经济的法治基础和公平竞争环境并没有跟着形成，特别是在要素价格体系远未市场化的大背景下，加之行政特权、垄断国企和超国民待遇外资的三重挤压，我们的民营企业们不得不在要素市场以及资本市场上带着镣铐跳舞。于是，官商勾结、非法占地、非法集资、贷款和合同诈骗以及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等屡见不鲜。”

“我个人认为，对于这种既违反市场法治又有损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原罪或经济犯罪行为，在法律追诉期内严加惩罚是无可非议的，这既是塑造市场法治的需要，也是反**的题中应有之义，因为几乎所有富豪落马的背后，都有一连串的官员的影子。　我们对民营企业家的原罪不能混同视之。在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大视野下，突破当时政策局限的原罪其实也是有原功的，而那些不论民企、国企还是外企的集体性原罪，其实是体制原罪的映射，无论是赎买还是大赦都要谨慎行事，否则就会原罪不息本罪也不止。”

大厅里再次响起了掌声。

第0588章　原罪

掌声鼓舞了徐浩东，他稍息一会，接着滔滔不绝。

“各位，由于民营企业所处的特殊历史地位和特殊历史背景，在认识和处理民营企业原罪的问题上，曾出现过种种激烈的争论。论证的焦点主要是关于民企原罪论是否成立，以及原罪问题的解决途径。前者主要是对民营企业家的原罪这一说法，在政治上和理论上是否站得住脚的争论。”

“无法无天的人，牵连了良性违法的人，违法的人，牵连了守法经营的人。那么，民营企业的诞生，在计划经济下是从资本主义尾巴、从社队企业、从洗脚上田开始的。难道这些都是罪恶的吗？如果用计划经济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答案是肯定的。不容否定，在一个不完善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并存的体制下，部分民营企业学习红顶商人，与某些官员勾结、偷税漏税、制假贩假、走私贩私、侵吞国有资产等等，获得了原始积累的第一桶金，正如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