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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久，十分钟已经过去了，还是没有童童的踪影。我忍不住把电话打过去，她却关机了。

我顿时变成了一个一触即发的炸药包，随时有爆炸的可能。我怒气冲冲地出现在学术交流中心的门口，一个高个子俄国人站在那儿冲我神秘莫测地微笑，还有几个皮肤白皙的俄国女生蜷在地板上抽烟，颓废中又有点儿优雅，在我经过她们的时候，才眨巴下眼睛。似乎这个世界都与她们格格不入。

我想我的样子一定很滑稽。我肆无忌惮地穿过他们，一脚就踹开了礼堂的门，一些人在跳舞，一些人则藏在角落里旁若无人的亲昵？？几乎所有人都在那一瞬间静下来，目瞪口呆地凝望着我。

我说：“童童，你在哪儿？”

话音未落，那些人又自顾沉浸到各自原来的状态中去，仿佛刚才的一刻不过是我的幻觉。童童不在。她走了。

“她同伊诺走了。”

从学术交流中心礼堂转身出来的时候，蜷在角落里的一个俄国女孩突然张口说。我望了她一眼，惨白的脸。我无力地说了一声：“谢谢。”

走出门口，就碰到了适才谈好价钱的出租车司机，他把脑袋从车窗里探出来，伸长了脖子问我：“走不走啊？”

我说：“走你个大头啊！”

他说：“小兄弟，刚才不是谈好了吗？要不——”这次他伸出了三根手指头，笑嘻嘻地说，“再少收你10块钱。30块钱去一次叶赫，偷着乐去吧你。走不走？”

我想了想就说：“走！到电台前停一下，接个人一起走。”

司机的脸上顿时迎来了春天，百花怒放，高兴地说了声：“好嘞！”他把车子一掉头，车门打开，长长地拉了一声：“小兄弟，请上车——”

。　想看书来

第三回　纪实与虚构（上）（1）

2003年的春天。我开始写一部没有名字的小说。它是送给童童的。写最开始的三千字的时候，童童很严肃地对我说她有一个建议。我当时正在为寻找小说切入点愁眉不展，就停下来，摆正了姿势。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楼下放着钢琴曲《致爱丽丝》。从窗口望出去，则是幼儿园，好多孩子在尖顶的红房子围拢的绿色操场上玩耍、嬉戏。幼儿园的阿姨站在中间，不时做出各种各样的手势和动作。

童童说：“先写一个女人吧。”

童童从未那么细致地跟我讲过一个故事。我一反常态地沉了下去，沉在水底，透过潮湿的水面倾听完了这个略显残缺的故事。之后，我的写作突然出现罅隙，现实透过它，涌入我密不透风的虚构之中。我成了一个无能的作家，瞠目结舌地看着故事在我的眼皮底下一点儿一点儿地旋转起来。

先说这个女人。她叫夕。

夕是一个漂亮的女人，她的眉心里长着一颗痣。很早的时候，一个跑江湖的算命先生见了夕，就对夕的母亲说，这小女孩生了一颗桃花痣。之后，便神秘莫测地微笑。夕的母亲问算命先生生了这样一颗痣，又能怎么样，是水性杨花还是*成性啊，还是会克了男人。算命先生见夕的母亲咄咄逼人，转身就走开了。

夕常抱怨若是母亲的态度谦恭一点儿，问清事情的原委，她也许这辈子早就找到一个好男人了。哪里像如今这般，找了一个废物。她说这些话的时候泪光点点，一张薄薄的瓜子脸顿现几分怜意。不置可否，夕是漂亮的。在春坊街，也堪称西施了。年轻的时候，明里暗里，不知有多少人打她的主意呢！夕那时才不理会他们呢。夕是文工团的一个小演员，整天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到单位里去吊嗓子，和文工团里的每一个女孩子一样，夕在做梦，满脑袋里装着的都是明星梦，想想，那已经是二十多年前的旧事了，正值20世纪中国的80年代，国门才刚刚打开，即便是在闭塞的中国北方，也已经透露出一丝鲜活。生活的表层之下，似乎总有一种新的东西在蠢蠢欲动，人们都在经历着蜕变，撕裂以及确认和选择。

夕的一生或许与那个时代有关。可是这又有谁能说得清楚呢？

夕的母亲对夕说：“你年纪也不小了，该考虑结婚的大事了。”

说这些话，夕才二十二岁。正年轻得不可一世。夕的整个人，身体，思想都有一种蓬勃向上的力量与气势。她对母亲的落后与迂腐不屑一顾。

“没有对象，结什么婚？”夕反驳说。

夕的母亲说：“那还不好办？明儿就相去。”

“相对象？我才不干。现在是自由恋爱。”

不管夕同意与否，在她二十二岁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