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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根源在于1978年包产到户的农村改革，这场农村改革彻底分废除了毛泽东的农村政策，令中国错失了农业生产规模化的最好机会。

在官僚主义者所一手操持的人民公社制度下，农民被掠夺的一无所有。不但国外给他们寄来的钱物被剥夺，甚至连他们乞讨得来的、卖血得来的收入，也被剥夺。

从所有权的被剥夺来消灭阶级的分化不是一个彻底的办法，除非接着消灭财物。对于财物与资源的支配权掌握在官僚的手中，这个，同样也造成了阶级的分化。这个分化存在于有权阶级与无权阶级之间，存在于支配他人的阶级与被他人支配的阶级之间。隐蔽着却真实存在的有权阶级与无权阶级的斗争存在贯穿于整个人民公社的历史。

1959、1960、1961三年中，确实饿死了不少人，这其中，有自然灾害的因素，也又人祸的因素。当年的惨剧，在一定的程度上，是公有制度下官僚主义的恶果。人民公社制度下的历史过程，也是一个国家负债于农民的历史过程。国家所欠于农民的债务，一直没有清偿。

四、当前农村社会的现实状况

其实许多关于农村问题的文章，都很有价值，从不同的方面反映了农村社会的真实面貌，但却总是引不起足够的关注与重视。

在中国，数十年来关于农村的大多数数据，都是由官方自下而上的调查并上报。这些由官方调查并上报的数据，大多都是虚假的。浮夸风从来没有在中国大地消失过。数据一直是官员得以提升的一大依据。所以真正的农村现状，不过是地方政府一清二楚，却一直在欺上瞒下。当今中国，真正认真从事过农村调查，并有勇气有良知，敢于说真话的学者已经不多。

在农村，对于许多荒唐的事实和现象，当地人早已经见怪不怪、司空见惯。他们对此，大多已经麻木。但我根据那些现象，却不禁产生一个疑问。我认为我有权利提出这个疑问：地方政府真的是服务于民的吗？宗旨当然是如此。但是实际上呢？确实是有很多的地方政府，恐怕是有些差距的。就拿计划生育政策来说吧！在无数的写在乡村的无数面墙上的标语中，关于计划生育的标语是最多的。在政策的实际执行过程中，很多地方政府早就不以政策目的为目的了。政策给予地方政府的权力，竟成为向农民榨取财富的工具。工具的使用过程，与正确的正当的行政权力使用过程，这两个过程，相对于政策目的似乎有一定的殊途同归的妙处，但实质上是完全不一样了。这其间存在一个显然易见的权力被异化的悲哀。在很多地方政府，以罚代生与钱权交易的现象竟是这样*裸的存在着，滥用自由裁量权的现象如此的普遍，政策的实行不过成了挟政策法律以令民，形成为敲诈勒索农民的实质。罚款合法性与罚款公正性的解释权是如此绝对的只属于政府一方。但谁也不知道那些取之于民的财富最终被用于何处？社会抚养费又抚养了谁？老百姓没有质问其为何竟是如此不公的权力，同样也没有质问社会抚养费被用于何处的权力。罚款并不能让想要超生的农民因畏惧罚款而不去超生，罚款不过成为超生所当付出的代价。能付出代价或能避免付出代价的，就可以超生，就有权利超生，就超生的理直气壮。计划生育政策的处罚规定不过成为了地方政府弥补财政不足的另一个取财之道。而通过这一渠道弄来的钱财，甚至通过利益同盟同谋创造的种种合法形式被塞入掌权者的腰包。而制定并监督政策执行的中央政府，也竟成为了不自觉的合谋者。

国家制定政策的时候，就该想到政策的实际执行过程中可能与必然出现的情况。往往一个惠民政策下达到地方，却成了地方政府官员们谋取财富的大好机会、大好途径。老百姓是没有什么话语权的，但是他们也会思考，也会观察，也会发现这其中的矛盾与荒诞。他们有不满，有情绪，只是把它们放在了心里，把政权在某些时候毕露的丑恶放在了他们日后或不择手段的达到某些目的的时候思考到的内容里面。政权本身不会自揭丑恶，掌权者在这权力异化的现状中亦不由自主了。但大家都了然于心。

权力的被异化非止于一端。丑恶的事实好象只是属于不远前的历史，但事实上，在利益的驱动下成熟运作并影响久远的掠财于民以供满足贪婪欲望的官僚体系的积弊远非乐观者所想象的那么容易革除。

很多地方的老百姓对于地方政府堂而皇之、为所欲为的几乎任何*行为都是无可奈何的。

所谓老百姓，大多也就是占国家人口大多数的农民。更多的面对这一切的，也是我们的广大的农民。

中国的农